根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目前教育部所属各高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教授评级定岗工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首次进行教授评级。原先教授只分正、副两级。新办法规定，高校教师的岗位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的教师享受不同待遇。教授岗位分一至七级。其中正教授岗位包括一至四级，副教授岗位包括五至七级；中级岗位分3个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分为3个等级，即十一至十三级。(3月17日《文摘报》)

　　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鲜事。上世纪50年代就有过。结果又如何呢？

　　冯友兰先生1952被定为四级，1954年又被定为一级；程千帆先生在武大只评为三级，待文革后被匡亚明先生“挖”去南大，遂转为一级；孙大雨先生在学术上素来自负，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钟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复旦把他定为二级，他即大感受辱；复旦中文系仅郭绍虞先生一人被评一级，朱东润先生等多为三级，朱东润先生称：“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他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

　　闹剧之“闹”，当然不仅体现在“人际”，也同样体现在“校际”。当时复旦虽名师众多，但评级甚严，普遍将自己教授压得很低；而北大就相对要松的多，仅文科就共有七位一级教授。刘大杰先生在复旦评二级，听得游国恩先生在北大评到一级，就立刻不服气。吴组湘先生在清华评为二级，季羡林先生即为之叫屈。有今之学人曾喟叹道：“如果看到伍蠡甫、朱东润、赵景深这样解放前就广有声誉的教授在复旦只能被评为三级，我想，季先生也没什么可叹的了。”

　　但是而今看来，闹剧之“闹”，更还要体现在学科之间了。据报道：“按照规定，一级教授基本上只有院士才能达到相关的评定标准”。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尚有人文组，郭沫若先生、冯友兰先生、胡适先生等都是院士；但而今院士，只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显见，从事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研究的学者或与一级教授有缘，而从事社科、人文研究的学者则会与一级教授无缘。记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我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难道社科、人文等而下之不重要？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之“闹剧”，根由在于政治因素之干扰学术，而今又如何？这次教授评级，是行政力量主导，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出诸学术共同体内部之自发生成？

　　笔者所以不赞同这次教授评级，即在于如曾在一篇旧文中所说：“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而不能让知识分子成为行政化科研体制的附庸。”(《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坐而论道，学术讲的是平等，而非论等级、重身份。当然，也并不否认，人的学术能力、成绩、声望，客观有差异。但是，其一，尤其社会、人文学科，难以进行精确量化；其二，学术重自由，——所以，对于学者，理应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学术环境，而非令之“戴着镣铐舞蹈”。

　　有助教、有讲师、有副教授、有教授，再后又有硕导、博导，已经是尽够叠床架屋、“中国特色”的了；难道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学者们“五花大绑”个严严实实起来？前车之鉴犹在，难道还要闹剧重来？！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显然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是，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的推重，而绝不是由外在的行政力量评出来的；清华国学院终结之后，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在西南联大，都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同样是高出其他教授一头，但同样也是基于其学术能力、成就、声望而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推重，——几斤几两，并不是放在天平秤上一克一克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