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考官1问：你认为哈贝马斯的思想会对中国的教育研究有什么影响或者启示？

答：对于这个人我只知道他是当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式的人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马克思批判主义的风格与方法。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任何一本书，也没有认真关注过介绍他的文章。所以，我谈不出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教育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个问题。不过，经您这么一提醒，我以后会关注到他。

主考官1：也可以理解。世界上的思想家那么多，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关注到。

主考官1问：那么，请你把你认为自己最得意的教育思想观点向大家展示一下。

 答：《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年第1期曾经发表过我的一篇长篇论文——《评“怎么都行”》，在这篇文章中，我谈到西方后现代思想对中国教育影响问题，在文中我提出了要谨慎用过多过滥的教育故事，特别是那些缺乏思想深度的教育故事来代替我们对中国教育现实的思考与理论的思考。在文中，我提出了，中国现在的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仍然是要解决民主与科学问题。也就是，我们仍然是要通过教育来完成有关民主、法治与科学的启蒙任务。人类生存方式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有理性思考，也有艺术表现。有深度及给予人启迪的教育故事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这样的故事中必须蕴含思考与价值的诉求才有可能。否则，这些故事不会对教师的成长，对我们的教育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只可能会浪费时间。所以，在文中我不客气地用了“祥林嫂喃喃自语”来讽刺这种无意义的教育故事。另一方面，我谈到中国目前停留在后现代热与国学热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会同时存在着国学热与后现代热？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躲避科学、民主的启蒙。这是“五四”时留给我们中国人的任务，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仍然需要去补这个课。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理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东西。所以，宁愿去接受西方的后现代，为什么？因为西方的后现代与中国的国学这个前现代有着某些形似的地方。至少在心理上给中国人的脆弱的虚荣心一种安慰。应该承认西方后现代与国学对于给中国造成巨大灾害的理性滥用现象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但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要回到建设公民社会，用科学与民主法治来代替那些非理性的诉求。这是我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的一个基石。所以，接着我又写了一篇《试论知识在中国教育中的命运》的长文，也被《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年第1期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试图从什么是知识，真正的知识观应该是怎样的入手，反观中国环境中是如何处理知识及知识遭受的命运的。我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一直持这么一个态度：关注哲学思想及哲学方法；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下中国的影响；关注中国当下的教育现实。研究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哲学的思想与头脑，只会面对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就事论事，永远说不清一个问题后面究竟还有些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如果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那么我们会感觉到外来的东西与我们的教育现实是一种水油关系，互不搭界，拿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研究的宝贝，一些教育研究的文章里从来没有半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也从来不谈中国教育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所以，我还把视角放到中国的教育现实。我对教育的研究已经放弃了建立一个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式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以为，教育学研究不可能能够构建这样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可以利用各科知识对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进行有效地批判。我对教育研究及教育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观点，就是不希望通过过分热烈的教育理想来达到改造教育的目的，而是从低调入手。也就是说，教育是为人类福祉的。但是人类的福祉不是设计一个理想国，然后用来套现实世界。设计的东西永远是完美的，也是简单的。可是，现实是丰富而复杂的。这样做的结果，历史上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十分可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以为教育给人类福祉的方式是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更不是做乘法。也就是说人类的福祉是通过减少灾难与罪恶而达到增量的。而不是去靠狂热的理想与伟人救星一般行动去获得。教育的理想国，我以为从一开始就是设计错误的。现在，我们要回归到经验的方法，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改善目的。当然实用主义也不是不要理想与信仰，而是他们对待理想与信仰的方式与我们传统的方式是不同的。作为个人来说，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是不需要政府与伟人的理想去鼓励的。如果能够在一个个的人追求幸福的同时，去减少他们的灾难，克服现实中一个个的问题，那么福祉也就自然增量了。什么是幸福，从高规格高要求来看，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人类的幸福会有一个底线，比如马斯洛所说的人的心理需求的七个层次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最低的要求是安全，免于恐惧，免于生物需要上的匮乏，得到归属感与受到尊重等。从这些免于什么什么的方式看，幸福是在减法中增量，而不是让人用理想去代替。理想要有，但是不应该让圣人的方式来代替。这是危险的。因为，世界上对于高标准的幸福追求并没有统一标准，人的需要不会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达到的。应该回归每个人公民以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来达到。

主考官1追问：你认为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是什么？

  答：我认为是弥漫在整个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与人情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厚，最悠久的价值观。至今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由这一思想演化出来的民本思想，只是一个官本位思想的另一面而已。官本之后实际上是不可能民本的。所谓民本，与如养猪养狗一样，你要对它们好一点，吃好一点，因为它们会为你提供肉食品，或者会给你忠实地看家。如此而已。官本位下，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奴性也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坚决反对用国学来指导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特别反对给小学生与中学生死读经书与背诵经书。这是十分有害而无益的。如果要学习这些，必须让学生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才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角形的立体状态：儒、法、道。三者之中似乎官本位与道家最远，其实这是一种假相。儒家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家庭伦理思想，也就是人情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法家思想实际上是政权的统治方式，如法、术、势。这二者是协调的。所以，有“外儒内法”之说。但是，也有不能够协调的时候，比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儒家好话说尽，法家坏事干绝，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生活，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如此，中国人仍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与人格分裂者完全是因为有了道家。当然后来也有了佛教的传入。道家是向前求得长生不老，佛家是向后求得出世的解脱。用人生轮回来解脱这个痛苦的现实。所以，道家实际上是官本位的伦理社会里，主要是儒法的之间的润滑剂。所以，道家表面上虽然并没有世俗功用的作用，求官不成就去放逐南山。实际上也只是暂时回避一下，一有机会还是想出来做官的。官本位的价值已经泛化并且已经深入骨髓。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终南捷径”一说。道家是官场竞争失败的心灵保护场与润滑剂。中国的教育问题可以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社会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情社会以予解释。比如中国目前最为头痛的考试制度及由此产生的“应试教育”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考试？要这样严格的考试？实在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达到互相信任的目的。考试制度是在缺乏民主法治的情况下，社会的最佳选择。中国古代可以依靠这个维持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但是，现在的世界不是古代的世界，现在是世界信息一体化，竞争更综合，更全面，更为软件化。所以，也就要求有更有创新能力的人来适应这种情况。考试恰恰是创新能力的死敌。我们目前遇到的教育问题的结症主要在这里。美国的教育实际上只是他们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教育的民主其实也只是他们社会制度的民主的一部分。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教育问题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主考官2追问：如此说来，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要等到社会体制问题的解决才能够真正解决？

答：也不能完全这样说。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解决教育问题，也同时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当然，如果没有良性的社会，而有良性的教育，就好像说一个人整体都不够健康，却有健康的器官是一样的。但是，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去做。比如，教育内容上确定以科学、民主、法治这些概念内容作为新一代人重新启蒙的思想材料。让学生从小学会做真正的公民，而不是臣民。是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听话的奴隶。那么，中国在渐进的改革中，会逐渐向良性转化。目前这种情况恰恰是要好好地发挥教育作用的时候。不过，用什么教育学生远比怎样教学生来得更为重要。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教的问题是不太允许讨论的。我们的教育只允许讨论怎样来教。内容是法定了的，我们教育研究的空间只有可怜的一点怎样教的空间。甚至连这一点也被官本位的权力剥夺走了。教师与研究者都只是官本位下权力体系的工具。这是我感觉目前中国教育最无可奈何的事情。

主考官1：可以了。问题问完了。你可以走了。